一、問題的提出：城市適應從制度層面到文化層面的轉移
中國農民伴隨著三十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向潮水一樣涌入城市。幾千年來中國農民群體真正開始了革命性的脫變，“農民的終結時代”正在來臨。在這樣的歷史性轉變的時代，市場經濟和中國政府共同扮演了背后推手的角色。三十年來政府一直著力改變農民工在資本市場和戶籍制度的結構性壓迫下，艱辛貧困、邊緣的城市生存狀態。政府和社會的目光主要聚焦在如何改革不平等的宏觀社會結構因素，從保證農民工的公平權益入手，經過三十年與各種阻礙社會進步的勢力博弈，使農民工在城市逐步獲得平等與發展的權利。在城鄉不公平的制度變革推進的同時，中國農民工以及失地農民城市化歷程，將進入城市文化模式的適應階段。在這一階段，政府與社會關注農民工的目光需要發生戰略性的轉移，即幫助農民工實現對城市社會從身份到文化和心理的認同與適應，這也是本研究的出發點。
農民工進城不僅僅是農村人口在空間上移居城市，也是現代化意義上的“文化移民”。城市戶口只是一個外在的身份標簽，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社會心理等文化模式的轉變是農村人向城市人轉變的內在要求。近三十年來，政府和學者主要從體制、政策角度，著力落實農民工權利，以改善農民工的城市生存狀態。我們的調查研究認為，由于長期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形成城市與農村不同的文化模式，農民工以及已經獲得市民身份的失地農民，要正真融入城市社會，與城市發生和諧互動，文化適應是其內在的和深層的問題。我們這里說談的文化模式適應主要包括：農民工對城市的職業技能、價值觀、生活方式、行為規則、語言與著裝等的認知、學習的過程。
本文的經驗材料，來自我們對南京和蘇州、無錫三大城市農民工以及失地農民的個案調查，部分對策與分析則來自對政府相關部門的深度訪談。我們的調查從農民工在城市居住的空間與職業身份兩個緯度展開，著重調查了建筑工地、農民工聚集地、失地農民、新生代農民工和農民工子弟學校五個方面。我們通過調查和訪談，力求掌握農民工不適應城市文化模式的主要表現形式、原因。本文圍繞城市文化模式的角度，著重呈現幫助農民融入城市的對策和建議。
二、進城農民群體城市不適應的表現及其原因
1、新生代農民工處于城市邊緣人的生活狀態
新生代農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20世紀九十年代后期開始進入城市打工的農民工。他們的受教育程度、職業的期望值、物質與精神的需求遠遠高于第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把自己看成是所謂的“農民工”，而是一個“未來城里人”。融入城市成為他們主要的生活目標，但制度的壁壘與文化上的差異使融入的過程異常艱辛。
新生代農民工過高的心理預期與較弱的心理承受力之間存在巨大的沖擊。技能不足和缺乏城市生活的背景知識，導致他們收入少、缺乏經濟保障的現實。與他們的父輩相比，他們在城市感受到的相對剝奪感更強，但又不愿意象第一代農民工那樣隨時準備心平氣地回到鄉村社會。他們適應不了城市，但又不甘心、不愿意回到鄉村，成為“城市邊緣人”群體。
據我們對南京市的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生活在城市，主要社會關系卻在鄉村。從農村社區到城市社區的突變，帶來的一系列文化模式上的不適應常使青年農民工無所適從，他們更愿意與其他從農村來的人交往，彼此熟悉的鄉村文化觀念，強化他們對同鄉群體的認同。 “邊緣人”的心態和由此造成的群體封閉性的交往，對正處于青年時期的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適應來說是十分不利的。
2、不穩定的教育和落后、隔離的民工子弟學校辦學模式，導致農民工子女城市社會化不足。
農民工子弟隨父母移居城市后，面臨教育、文化和心理等多方面的城市適應問題。從小在城市長大的民工子女，一般不會象他們的父母認同自己農民的社會身份，他們將成為未來城市的新移民。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直接關系到這個群體未來的發展和城市社會的穩定，并成為社會轉型時期的一個綜合性問題。
由于父母工作的流動性、戶籍與教育權的關聯，以及城市民工子弟學校的不穩定性導致農民工子弟的學校教育極其不穩定。另外，相對“自我封閉”的學校與家庭生活方式，導致他們很難對城市文化產生認同感。從當務之急來看，師資和辦學經費是民工學校能在城市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在對南京市幾所農民工學校校長訪談中發現，目前政府和城市社會對民工子弟學校的關心，表面的宣傳居多，落實的相對較少。能接受政府的捐助的學校，都是南京市具有一定規模，經新聞媒體采訪報道而獲得高度關注的民工學校，而那些真正條件極度困難的學校，并未得到多少捐贈。民工學校的教師，收入、社會保障和職業聲望也遠遠低于同行，許多教師因此產生心理焦慮和自卑，他們的不良情緒或多或少地影響學生的心理健康。落后的辦學條件、薄弱的師資力量、社會階層封閉的學生構成，導致民工學校在城市重構了不平等的城鄉二元結構。對民工學校的管理方面，相關政府部門對這些民工學校的管理缺位。教育部門對民工學校的管理仍然停留在衛生和安全問題上，對學校的辦學方針、師資培訓、經費的保障和監控等方面基本還處于空白階段。
民工子弟學校的課程設置不合理，追求與公辦學校的相同，忽略了民工子弟小學的特殊性。對于農民工子弟而言，開設相關的城市適應課程是非常必須的素質課程，應該通過學校教育彌補他們城市文化習得不足的普遍問題，有針對性地幫助農民工子弟在學校完成城市社會化的過程。但就我們的調查，所有的民工子弟學校都沒有開設，包括學習城市禮儀、城市文化，了解城市社會等內容的課程。
3、失地農民城市不適應：戶口身份改變帶來角色扮演、生活方式與城市文化認同的沖突。
在農村非農化的進程中，農民開始迅速分化，形成職業的多樣化趨勢，失地農民便是在此背景下出現的特殊群體。本文將失地農民界定為在城市化進程中失去全部或大部分承包地的農民。據江蘇省有關部門測算，全省每年大約有需要轉移就業的失地農民10萬人。失地農民的城市適應，不僅僅是空間上從農村社區向城市社區的位移，以及身份上從農村戶口變為城市而且更是從農村人向城市人角色轉變的過程，包括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社會心理等方面的轉變過程。調查顯示，失地農民對城市生活方式與文化認同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失地農民的被動搬遷破壞了失地農民原有的社會關系。調查中發現，失地農民大多忙于應付進城后的生計維持，沒有時間、也沒有平臺與城市社區的居民進行社會交往。這將使得他們在新社區的生活中表現出明顯的孤立特征，往往難以適應城市生活，對于城市社會文化的認同嚴重受挫。
其次，失地農民的“集中安置”區一般處于城鄉結合部，失地農民多有長期的務農經歷，而少有城市生活體驗，仍將農村生活方式帶入新社區，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對城市生活方式的認同和適應。由于失地農民擁有“市民”身份，形成了相較于農民工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又使得失地農民切身體驗到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差異，并對無法融入真正的城市生活感到痛苦、焦慮與無奈。
最后，在失地農民的城市化過程中，城市的價值觀和新風俗開始影響農民，對農民的傳統觀念發起了沖擊。失地農民自身內在的文化特征決定了不可能迅速融入高節奏、異質性、開放的城市生活，進城后無所適從，對所處社區和整個城市缺乏相互認同的文化歸屬感。由于文化的差別，城市社區居民對外來失地農民存在不同程度的排外傾向，在提及失地農民時總是把他們當作外來者看待，這也延緩了失地農民融入的速度。舊的觀念受到沖擊，而新的觀念尚未形成，造成了部分失地農民在從文化到心理歸屬感處于真空狀態。
總之，失地農民由于對城市生活的不適應，在城市生活面臨著較大的風險，在心理狀態上表現出對生活前景的彷徨、焦慮，乃至于失去信心。這一心理狀態是群體性的，有可能激發為集群行為，影響社會穩定。
三、對策與建議
1、城市服務行業的農民工適應城市文化模式的啟示
我們對南京市的調查訪談發現，南京的發廊、酒店、商店、洗車修車行等服務行業的從業人員幾乎都來自農村，他們的城市適應能力遠遠高于工廠、建筑等第二產業的農民工。從衣著打扮、待人接物、言談舉止等方面來看，他們與城市居民已經沒有明顯的差別。一方面，由于職業的性質，他們與城市人發生日常的交往，同時他們大多居住在城市社區，從空間上嵌入了城市社會；另一方面，“如何與城市人打交道”是他們職業訓練中很重要的內容，這使他們能快掌握符合城市規范的語言和行為。由于他們有較好的職業技能，收入高出農民工的平均水平，因此，他們在生活方式上與城市普通市民接近，并且能將一部分的收入用于自己的職業培訓和社會交往，從而他們的人力資本和社會關系都得到良性的積累。服務行業的農民工群體，在適應城市社會的基礎上，獲得了自我發展，改變了傳統農民工城鄉兩地鐘擺式的打工軌跡，逐步在城市扎根，成為名副其實的城市新移民。服務行業農民工良好的城市適應能力，來自職業的培訓。對于那些大量在建筑工地與工廠的農民工而言，空間上他們與城市社區相對隔離，職業性質又導致他們缺乏主動認知和學習城市文化模式的動力。所以，提高他們城市文化的適應能力，只能依靠政府通過建立針對該群體的公共服務體系來推動。
2、工地文化的建設
我們的調查顯示，當前農民工的業余生活是貧乏和單調的。大多數農民工對自己的文化生活不滿意，文化饑渴是影響農民工適應的一個重要問題。首先，沒有喜聞樂見的文化生活和信息傳播渠道，使農民工不能及時了解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不利于農民工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其次，文化問題不僅是一個娛樂休閑問題，也是一個心理問題。農民工文化生活匱乏，接受信息不暢，容易導致農民工精神萎靡、思想退化，個人文明素質無法提高。最后，農民工的生活單調，也給社區帶來種種問題。沒有豐富多彩的業余生活，身強力壯的青年人隨處游蕩，嬉戲哄鬧，有的自發地去獵奇不健康的娛樂方式，如賭博、嫖娼，易給當地社區帶來治安隱患。在調查中，我們了解到，一些農民工由于沒有適當的業余活動，甚至故意破壞工廠的器械為樂，甚至偷盜市政設施，造成極為嚴重的損失。
針對農民工文化生活匱乏的問題，最根本的途徑是把工地文化納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高農民工文化生活質量，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眼：
第一、制度化與組織建設
政府應該應該撥出相當的精力和款項投入改善農民工文化生活的方面。應確立以政府為主導、文化行政部門為主體、多部門協同的組織領導體系，加強部門間協作。鼓勵、調動社會力量參與到農民工文化生活建設之中，逐步建立以公共財政補貼為基礎，國家投入、社會捐助、企事業參與等多種投入并舉的利益協調機制。
農民工所在單位和社區必須承擔關注改善其文化生活的義務，應該將農民工文化生活狀況的評價列入單位、社區的考核指標中；強化企業的社會責任，按照農民工的一定數量規定企業必須設置文化活動室、圖書閱覽室，實質性地定時向農民工開放。
第二、充分挖掘利用城市閑置資源，為農民工提供物美價廉甚至免費的文化教育產品。
借鑒慈善超市的經驗，成立諸如農民工超市，號召城市富裕家庭捐出閑置舊電視、音響等設備給農民工使用；圖書館、文化館、文化站等公益性設施應對農民工開放；文化部送優秀音像制品及圖書上工地；組織藝術表演團體深入工地演出；鼓勵電影院、公園、博物館等文化經營單位為農民工提供免費或優惠的服務。
第三、提供有特色的高質量的文化產品，在文化活動中加載積極的城市文明內容。
在對江蘇省文化廳的走訪過程中我們得知，對工地開展的文化活動形式目前還只停留在重大節假日送文藝演出。圖書的捐贈也主要是配合新農村建設，只針對農村社區，還沒覆蓋到農民工集中的工地和工廠。
我們認為，簡單的、運動式的文化活動只能起到政治宣傳的目的。只有在深入調查了解農民工生活的基礎上，才能為他們著身定做，突出他們對城市建設作出貢獻，鼓勵他們自尊向上為主題的文藝節目。除了文藝巡回演出外，日常地開展各種文化活動是深入有效改變農民工業余生活，提升他們修養與素質的重要途徑。城市文明的認知和學習要成為文化活動的基本主題，比如舉行普通話講故事比賽、法律知識、城市知識競賽、城市觀光一日游等，讓農民工在參與形式鮮活、健康積極的活動中，獲得城市生活的各種日常知識，逐步形成適應城市生活的文化模式。
3、建立繼續教育機制是新生代農民工城市適應的關鍵
新生代農民工和生活在城市的農民工子弟，作為農民工階層的特殊群體，他們已經成為目前中國勞動力供給的主流，而且將影響到中國未來的勞動力狀況。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在城市的發展和適應方面臨新的問題。消除他們身份上和心理中的矛盾及困惑，全面提高這一群體的勞動技能和社會適應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由之路。因此，政府在進行勞動立法、社會保障體系、城市勞動力市場規制等各種決策時，必須考慮到新生代農民工的特征和利益訴求，有針對性地對原來的體制進行改革。同時，通過完善社會服務體系，從戰略的高度，大規模全方位地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人力資源水平，使他們最終成為城市適應良好、有較高工作技能的城市新移民。
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培訓工作，應由政府推動、企業操作，同時，要注意開發多種培訓途徑，全面調動社會資源。
首先，依托社區教育。可以發動退休的專家學者、技術熟練的退休職工、高校大學生志愿者等力量，以社區為基地組建農民工夜校，開展技術培訓、文化補習、科普知識、市民公德、科技咨詢、政策法規等內容的課程。
第二，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教育，開展農村勞動力輸出前的培訓。這種形式有利于經濟欠發達地區勞動力向城市工業企業轉移培訓時間長，農民工可真正學到和掌握一門技術，易被企業接受，且就業相對穩定，工資待遇優于短期培訓的農民工。
第三，利用城市職業學校的優勢。城市職業學校要積極創新辦學模式，以短期培訓為主，大力開展轉移培訓。
第四，校企結合，定向培訓。這種形式的特點就是“企業下單、學校接單、政府買單、農民工受益”的農民工培訓模式。具體運行方式是培訓機構主動與企業用人單位聯合，根據用工企業的需要，確定專業工種，組織農民工參加培訓，培訓考核合格后，全部進入企業工作。
對農民工進行繼續教育,要從技能和文化兩個層面全面提高農民工的城市適應能力, 這是一項完整的、科學的、有層次的教育工程。
4、改革農民工子弟學校的辦學和管理模式
首先，要大力扶植和規范打工子弟學校。提高教師隊伍的素質，保證教學質量，開發關于城市適應的課程。進一步規范農民工子弟學校，重新整合城市教育資源，不斷吸納農民工子弟到公辦學校就學，最終使所有的農民工子弟都能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教育資源和待遇，促使其最終融入社會、融入城市。
其次，落實政策的執行效力。中央出臺《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后，江蘇省教育廳、江蘇省公安廳等六部門聯合發文件指出，要進一步在政策、物資、資金上扶持民工子弟學校。但政策的執行仍有待進一步落實。
第三、利用“教育券”轉移教育經費。流入地學校可以憑借學生帶來的“教育券”獲得該學生的教育經費。
第四、提高流動兒童的早期教育水平。大量沒有進入幼兒園的流動兒童都是由父母邊工作邊帶在身邊的，由于這些父母所從事的工作環境較為嘈雜和混亂，給兒童的身心安全埋下隱患。另外，對于那些無法及時入學的適齡兒童來說，能夠接受較為正規的學前教育也尤為重要。
最后，還值得一提的是，要在農民工家庭中開展學習型家庭的建設，通過孩子的成長反哺家長，引導孩子將他們在學校學習的城市文明觀念與行為，帶回家庭影響家長。
5、對失地農民進行城市文明和市民規范教育。
在城市化過程中，由于失地農民突然結束了沿襲幾代人的生活習俗，要一下子接受城市觀念、適應市民新角色，并參與到激烈競爭的城市生活中去，往往要付出很大的心理代價，這注定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這個時候各級政府除了在物質上支持外，應該加大感情的投入。政府需要依托社區教育，充滿人文關懷地對他們進行循序漸進的城市文明與市民規范教育。
失地農民安置地的社區建設，要配套相應的文化教育設施，通過社區動員，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和多種形式的市民化教育。社區教育的內容應以文明市民教育為中心，幫助農民實現向市民的角色轉換。鄉鎮成人學校可以會同有關部門舉辦家長學校、婦女學校、老年學校、新婚學校、文明市民學校等；文化站、圖書館可以組織讀書輔導講座、讀書知識競賽等。除此之外，還可以各種形式廣泛開展家庭文明活動，如舉辦家庭文化節，評選具有時代特色的“開拓進取型”、“勤勞致富型”、“科學文化型”、“移風易俗型”等示范家庭，從優化社區的每一個細胞抓起，使社區的文化氣質和精神面貌發生深刻的變化。
中國農民經過三十年城市打工之旅，開始進入大規模融入城市，成為城市新移民的歷史時期。市民身份的獲得和城市文化模式的認同與適應是進城農民融入城市的關鍵。通過制度變革，打破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實現農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轉變是必由之路。而對城市的認同與適應則是農民對城市文明與生活方式的接受與改變過程，是文化與心理的適應過程。要幫助農民完成城市化過程，需要打造健全的社會服務體系，將“農民工城市文化模式的適應問題”，作為政府推進建設和諧社會目標的重要內容。由于在城市化的過程中，農民階層急劇分化，無論職業、年齡、居住地、收入、流出地等的諸多不同，農民的城市適應問題非常復雜。我們的調查分析認為，新生代農民工與民工子弟是最迫切需要快速完成城市化的兩大群體；居住地和工地是農民工適應城市文明最重要的城市空間載體。政府與社會需要有的放矢地從進城農民的社區建設與農民新生代農民群體的培訓入手，提供社會服務，進行政策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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